“很恶心！”孕期遭前夫偷拍，私密影像被前男友发到境外
11小时前
今天上班了吗？
自贡在线
“你还好吗？”过去两年里，大学毕业不久的小童常收到身边人类似的问候。
但她害怕这样的关切，“这可能意味着我的隐私又在被扩散。”
2023年，小童发现自己的许多私密影像被前男友曝光在境外社交网站Telegram上一个叫作“Maskpark树洞”的偷拍、色情资讯交流论坛。自那以后，她在种种同情和审视的目光中，开始了艰难的取证维权之路。
原本，她认为这仅是自己难以启齿的个体遭遇。直到今年夏天，另一位该社群的偷拍受害者文晴站出来并发声。她在各个社交平台上一遍遍揭露自己在潜入Maskpark后的见闻。越来越多偷拍受害者也在评论区浮出水面。
这时，众人才发现，不少受害者都有一个共性——和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地铁、公厕、酒店偷拍不同，许多当事人是在她们曾认为最安全舒适的私人空间，比如家中的卧室、沙发上被赤裸裸地曝光……而将手机镜头对准她们的，正是身边最不设防的亲人、伴侣。
舆论压力下，Maskpark论坛消失匿迹。记者追溯了这个灰色社群由盛转衰的历程，不少偷拍者扭曲的群体心态从中浮现，而受害者困在羞耻中的维权之路依旧满是荆棘。更多涌动在暗处的隐私暴露与偷拍资源交易，并未因Maskpark的瓦解停下脚步……
“你的私密视频外流了”
2022年的一天，有人通过小红书私信找到博主小童，称她被偷拍了视频，并附上了链接。小童点开链接，发现上面有两三张自己朋友圈发的生活照、一个未露脸的裸体视频和自己的抖音主页。
“第一反应是谁在恶搞，视频里的女人是东北口音，不是我。”小童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2023年6月开始，陆续又有人通过抖音、小红书私信小童，提示她的私密视频被传播了。其中有一人发来的链接，让小童蒙了——
曾经她私发给当时男友魏喆的照片和视频，以及在她醉酒无意识时和他发生关系的视频，全都流到了网上……
很快，同学们好像通过不同渠道知道了这件事。有朋友特意来跟小童聊天，婉转关心她的状态。但也有人从抖音互关列表里找到小童的好友，将照片逐个发给她们，并威胁小童：“我就留着你这个视频，我也不删，不时分享给别人，揭穿你的真面目。”对方还辱骂小童“淫荡”。
小童猜测，视频的传播量已非常可观。这或许和她是自媒体博主、有一定量的粉丝有关。她认为部分围观者的恶意，“在这个契机下爆发了”。
受访者拍摄下的论坛截图。受访者供图
志愿者余新怡的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点。在群组成员对日常生活的拍摄中，妻子和女友是出镜最多的被偷拍对象。主账号@Maskpark从2021年10月至2024年底目前还能浏览的94条帖子中，有34条提到了“老婆”，36条提到了“女友”。“他把手机镜头对准我时，根本是不设防的。”2022年年底，杜雨第一次在陈某iPad的隐藏相册里发现了四五千张女性的私密照。杜雨惊恐地发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都是来过她家的女性朋友们。每一张照片，都以偷拍的视角呈现。此前，陈某会主动上交所有密码给杜雨，也不会去随意评价女性的外貌和身材，和朋友的相处也很有分寸，“想不到，平时刷到被家暴女性时，会公开为女性发声的男友，居然会干出这样的事情！”彼此摊牌后，男友跪在地上连声道歉，乞求杜雨的原谅。偷拍事件发生后，杜雨不知该如何面对自己被偷拍的七八位女性朋友，“她们是通过我认识的陈某，才被偷拍的。”现在回想起来，一切也并非毫无征兆。“我有时看到他拿手机好像在录东西，但他当时说在回消息。”小童说。去年，江苏95后陈星也得知了自己在孕期遭遇前夫偷拍，并将照片、视频发到数个微信群。陈星反推这些私密照片被前夫曝光的时间，理解了为什么之后几个月她和前夫朋友见面时，他们总用轻蔑、审视的眼光打量她。动机最亲密的身边人，究竟是从何时动了邪念？事发后，小童立即拿着视频去质问魏喆，魏喆把自己的行为解释为“虚荣心作祟，想炫耀自己女朋友”。陈星前夫也是相似的说辞，熟人向她回忆：“当时他就是在炫耀，大意就是我老婆都怀孕了，身材还这么好。”“一个人怎么会割裂成这样？在手机里辱骂我、揭露我的隐私，表面上又对我非常温柔体贴。”2021年，小童和魏喆两人确认恋爱关系。刚在一起时，她觉得他善良正直——常给生活遇到困难的同学捐款，也会慷慨请大家吃饭，同学还称他“喆哥”。小童清楚知道，魏喆对她所做的一切是在合租后集中爆发的。大学毕业前夕，小童独自在广州实习、找工作。魏喆母亲觉得老家就业机会少，让魏喆来广州和她一起找工作。小童便和魏喆合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房子，因衣帽间也有床，小童和魏喆分开休息，平摊房租，屋内各种小家电都是小童购置的。但结束毕业实习后，魏喆再也没找到过工作，一直依靠小童负担生活费。偶尔他会出一两百元生活费，也是找父母要的。魏喆每天在出租屋内抽烟喝酒打游戏，还欠了外债。现在她还想起许多当时被自己“选择性回避”的细节——魏喆谈论互联网上的一些优秀女性，言语中总是充满否定和不友善：“这个女的干嘛要这么努力工作？人非被她搞出了个三六九等来。”小童的上司是一位70后男性，常给予小童工作指导。有一次，小童周六去公司加班，魏喆半开玩笑地说：“是要去陪领导谈恋爱吧？”杜雨也曾询问陈某为什么要偷拍身边人，陈某辩解说自己觉得杜雨不够关心他，想偷拍杜雨身边的女性让她“吃醋”，当时，杜雨震惊的同时竟还有一丝对男友的歉意。但后来陈某又改口称，偷拍是为了“报复女性”，他说自己曾被前女友伤害，“他觉得他在按下拍照键或者截图的一瞬间，这个人就被他拥有了一下。”同样感受到人性割裂的还有文晴。5月13日晚，文晴在线上第一次质问赵立曝光自己隐私的动机。赵立闪烁其词，只是承诺：“不会再发给别人了。”他还辩解说：“只把你的视频私聊发给了3个人，就是想看看这些人来加你好友，你会不会理睬。我特地将这些资料设置为了不能保存、截图。”赵立称这是对文晴的“保护”。谎言几乎不攻自破。仅这几个月文晴联系过的接收过赵立类似消息的爆料人，就远不止3位。第二天，文晴还是难抑心中愤怒，她找赵立开了语音通话对峙，平时声音清亮的赵立声若蚊蝇，20多分钟通话里，只说了句“我没有……”去年底，文晴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赵立，这位内向的IT男，符合文晴的择偶类型。网恋一段时间后，文晴才发现远在异国他乡的赵立性格孤僻，容易因工作中的小事激发自卑情绪，认为自己遭遇了其他同事的排挤。当时文晴常开导他，赵立也在心理上对文晴有了依赖。正当文晴以为彼此已建立起信任时，年初赵立突然失踪了十多天，两人感情也有了裂缝。今年2月，在美国工作的赵立回国探亲时专程飞了上海，想和文晴和好。在赵立的一再坚持下，两人在他短租的酒店式公寓里见面，并有了进一步肢体接触。赵立坚持在两人做亲昵举动时拿她手机录视频，解释说：“拿你手机拍的，没事的。”文晴事后总觉得心里不舒服，回家后就把视频都删了。第二天，文晴向他提了分手。但她没想到，手机里已删除的视频，会以这种方式重见天日。按照另一位志愿者张晨的观察，在Maskpark群组里给其他男性发自己女朋友或者前女友的私密照片，一种是出于报复心理，特别是分手之后的替代性攻击，还有一种是炫耀，通过炫耀自己女友的好身材，获得成就感，在群组里获得认可和地位。绝地反击从魏喆承认偷拍开始，小童更迫切想知道，他的手机里还有多少秘密？小童开始迂回搜集自己被偷拍的证据。她留在他身边悄悄取证，之后的3个月，对小童来说像一次“潜伏”。“就像普通情侣一样相处。”小童描述道，但她立即否认：“已经不把他当恋人了。”魏喆多次想与小童亲密接触，小童为了防止被察觉，也只能强忍着内心不适，回应一两次。魏喆的旧手机放在合租房的衣帽间内，小童的机会不多，她只有趁着魏喆偶尔下楼吃饭、倒垃圾或者喝多了的时机尝试解锁手机。在这段与伤害自己的人共处一室的日子，小童对摄像头变得格外敏感。她会直接喝止魏喆拿起手机；一旦不出门工作的魏喆忽然有了一笔收入，小童就会怀疑：“是不是他传播新的隐私视频得来的钱？”她和男友聊天时，以自己要办银行卡设密码为由，让男友分享设置密码的习惯方法——“从那次开始，我知道了他喜欢AABAAB格式的密码。”在“卧底生活”中很平常的一天，魏喆下楼吃饭，小童终于解锁开了手机，她知道魏喆不会离开太久，她沉着地关掉手机，放回原位。后来小童一直见缝插针地搜集手机里的证据，发现手机里她能够识别出的隐私照片和视频涉及4位女性，“除了我以外，他还保存着之前两位前女友的隐私影像。”有一次，小童无意在他电脑中点开一个文件夹，除了自己的隐私照外，她还发现了一些两人共同女性朋友的朋友圈照片：魏喆利用Deepfake软件对这位朋友换脸后制作成了低俗照片。小童当即删除了她的照片。这并不符合小童一贯谨慎的行事风格。“我原本的目的就是要降低伤害。”小童很清楚，这位女性朋友平时胆子小，无法承受隐私泄露带来的后果。但伤害还在继续。小童发现，魏喆曾在Telegram软件上找一个名叫“河豚工作室”的组织，尝试恢复一些已被删除的前女友隐私视频。卧底同居时，魏喆还会殴打小童，但每次施暴后都会下跪乞求原谅。2023年9月9日，魏喆又一次对小童动手，用手机砸向她的面部，将她的鼻子砸出了血。原本还想再多收集点证据的小童，决定不再忍受。第二天清晨，她就到辖区内派出所报警，揭发了魏喆偷拍、泄露他人隐私的行为。魏喆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在谅解书上，魏喆承诺删除视频和照片，9月12日前从两人合租的房子搬出去。此外小童还主张魏喆赔偿一万元，但赔偿款没有明确写在协议书上。魏喆并没有履行承诺。接下来一个月，魏喆既没有搬走行李，也没有删除视频，甚至半夜打电话威胁小童：“你死定了，我不会让你再好好活在世界上！”“他那么嚣张，是因为内心并不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被严厉制裁。”小童推测。魏喆妈妈知道这事之后，给小童打电话，央求她原谅。“他就是还小，不懂事。”小童觉得这种托辞十分可笑。偷拍不会在被发现后停止，甚至会愈演愈烈，这是不少当事人的真实遭遇。2023年底，杜雨和陈某要出去旅游，杜雨在用陈某的手机替他处理签证时，无意间跳出的文件管理界面，让杜雨愣住，“白花花的一片，全是裸照。”杜雨叫来男友质问，这一次，陈某态度和上次截然相反，他大声呵斥杜雨：“怎么又来了？为什么要揪着不放？”在文晴找赵立对质后，赵立倒是很快删掉了在社媒上所有他涉嫌泄露文晴隐私的影像资料。文晴不放心，向他朋友圈里的人询问，赵立是否对她还有其他隐私泄露。赵立得知后，在所有社交平台拉黑了她。实际上，从5月到7月，文晴一直困惑于该如何揭发这些藏在互联网深处的罪恶洞穴。文晴觉得自己并非敢于出头的人，以前在街上发现有人偷拍自己，她至多停下脚步翻个白眼以示警告。但这次，被曾经交付感情的人偷拍，文晴心里总觉得不舒服。后来，她通过自己之前截屏的赵某社交平台上的好友列表，找到了他的前同事汪鑫。汪鑫承认自己在同事群里看过赵立发出的关于文晴的影像，并给她一个劲儿道歉。而对于像王丰和汪鑫这样，先窥视了受害者的隐私视频，后又出于维护“正义”来告诉当事人的，文晴一直心怀戒备。她感觉在这些人之间好像有一种互相传染的集体情绪——她曾听赵立另一位朋友承认，在看到赵立上传视频后，他也跟风发了女友的隐私视频，但现在他十分懊悔。在志愿者张晨看来，这种在同伴影响下争相“上贡”身边人隐私的行为并非孤例。她回忆起曾经营清吧时的一个发现：只要店内有“听众”，客人们分享的关于异性的隐私故事就会一点点升级，这与Maskpark群组里扭曲的心态逻辑接近。 这种群体环境助长了成员的表演欲和征服欲。7月初，文晴下定决心发出三条自己被偷拍的小红书笔记，其中一条关注度略高，有2000个点赞，但很快她就被永久封号了。她又转战微博，第一条微博就获得了5000多点赞。“终于被看到了！”王晴感觉欣慰，但很快，这个帖子也被删除了。好在一位粉丝众多的博主，在删帖前已截图保存并转发。当时这条转发微博一度冲上热搜。文晴发现Maskpark群里也有人看到，他们还讨论了几句“怎么这个事情还上热搜了？”有人对揭发和转发此事的人冷嘲热讽，但讨论很快消散，群里的人继续延续之前的话题。直到7月18日星期五下班时，文晴发现自己的举报有了进展。她点进群聊，发现Maskpark论坛已改名成了“等一下”，原来的图标也消失了。困境的叠加“在它们中间，Maskpark只能算是其中很小的频道。”文晴说。文晴发现，7月以来，越来越多传播偷拍资源的灰色群组被受害者在社交媒体上揭露，但这些组织并未因这次曝光而有所收敛。2023年10月，魏喆回出租屋搬东西，辩称“视频删不掉了”，两人爆发争吵，魏喆又一次砸烂了小童自费购买的一些贵重物品。小童觉得，魏喆想摧毁让她产生自信和价值感的东西，这和他把自己的影像作为商品到处传播背后的逻辑，如出一辙。2023年11月，小童第二次报警，魏喆被警察顶格处理，拘留了15天。15天拘留，在我们搜集的十多起偷拍事件中，已算是最重的社会治安处罚。今年，在杭州工作的李楠发现自己被合租的隔壁室友高忠偷拍后，迅速报警。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6项，偷拍人被拘留7天后释放，未并处罚款。李楠不解，明明派出所给的处罚决定书上写着“多次偷拍”“情节严重”，为什么仍未给当事人顶格处理？民警却反问“7天还不够吗？”李楠当场愣住。民警更明确地向李楠表示，“其实3次还是20次偷拍，处罚结果都一样。”高忠能偷拍得逞，是因为李楠租住的房子两个卫生间并排分布，且隔墙处有缝隙可伸入手机。发现被偷拍后近一个月，李楠状态仍不稳定，一直失眠，去看了心理医生。如今她在公共场所上洗手间，都会反复检查地面缝隙和隔间上方。李楠多次要求房东将缝隙堵上未果，只好自制窗帘遮挡。高忠一家人搬离多天后的一个周末，房东终于堵住了“偷窥”的缝隙。文晴在事发后，也尝试过在美国报警，却因证据不足不了了之。当地警方建议她在居住地附近的警局报警。8月3日，事发近3个月后，文晴第一次走进国内公安局报警。接待的女民警坦诚告知，如果走刑事诉讼，需要更多证据，证明赵立传播多位女性隐私的事实及其社会危害性。但文晴知道，事发地未必有完整的监控录像，且时间隔太久，监控录像大有可能被覆盖了。“只能给你开一张报警回执。”接警的女民警无奈地说。网络上的传播证据，她一直没找到头绪。“这些境外社交软件，几天以后，还能撤回以前的消息。”她发现Maskpark上注册的人，多是用虚拟号注册，根本无法追查到真实身份。“实际上能摸到这些境外网站，这些偷拍者在网络技术上都不是小白。”文晴分析。文晴也想过走民事诉讼解决，但咨询多位律师后，她发现了新的障碍，走诉讼路径，得知道赵立的护照号等身份信息，但文晴并不掌握。现在她甚至找不到赵立的手机号——原来的号码打过去，变成了一个属地为印度的号码。她给赵立身边的男性好友打电话，但对方听清楚缘由后，都把她拉黑了。文晴翻阅相关法律，发现一些国家可将赵立的行为定义为 “报复性色情”加以制裁，即未经他人允许、以报复为目的散播别人的私密影像。但是在国内，并没有类似的专门法律概念。劳东燕是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长期关注网络犯罪等新型犯罪形式。她指出，对于偷拍及后续传播行为，我国现有法律虽没有直接针对性保护隐私权益的刑法条款，但不意味对此类行为不能处罚。在行政法领域，《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80条分别对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行为以及制作、复制、出售音像制品等淫秽物品或者利用信息网络、电话以及其他通讯工具传播淫秽信息的行为作了相应的拘留和罚款规定。在刑法领域，偷拍与传播行为可适用侮辱罪、传播淫秽物品犯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中，侮辱罪是自诉罪名，另三类是公诉罪名。对于自诉罪名，当事人在取证与起诉方面会遇到不少困难。“比如，有女性的隐私视频被上传到网上，能辨别出她们的面容，如果这些女性想要以侮辱罪提起刑事诉讼，被害人必须先锁定拍摄者和传播者，并自行收集证据。即使完成这一切、在法院获得立案，后续也常因证据不足等，被判决不构成犯罪。从司法实践来看，自诉的案件中（以诽谤罪为例），有研究表明大约有七成是判无罪的。”劳东燕说。如果被害人以公诉罪名报案，却会因仅涉及个别人员或者没有达到入罪的定量标准，公安机关不一定会立案。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为例，劳东燕解释，2017年最高法和最高检明确了该罪的入罪门槛：高度敏感个人信息需50条以上，一般敏感个人信息500条以上，普通个人信息5000条以上。但在现实中，许多偷拍事件涉及的数量，往往难以达到入罪的要求。“与此同时，以传播淫秽物品犯罪来加以论处，则可能存在对被害人污名化的问题，被害人成了淫秽物品的女主角。”劳东燕强调。在帮助文晴搜集证据的过程中，汪鑫回想起工作电脑上可能还有赵立发的视频备份，他去核实后，发现影像里的女生并非文晴，而是赵立和文晴交往前的女友。他们联系到这位女孩时，在保存证据追究赵立责任和直接删除视频之间，这位女生选择了后者。沉默，是大多数带有性羞耻的女性遭遇此类事件后的第一反应。当我们问余新怡，是什么支撑她一路帮助这些隐私被侵犯的女性时，她谈起自己的心路历程——因为性格柔和，她曾长期是性骚扰的目标。“比如之前别人偷摸我，我的方法是抽离，告诉自己这只是肉体被摸，也不会损失一块肉。”余新怡害怕报警后会有个人名誉上的损失，经常选择妥协。直到她开始独立生活，能筛选所处的环境和身边朋友后，情况才有了改善。多年前没能从侵害者那里讨回公道的遗憾，成了她在Maskpark事件中，为当事人投入大量时间的原因。偷拍事件后，文晴开始筛选社媒上的发布内容，朋友圈也会设置分组。“但这也很难规避被偷拍的风险，很多时候是熟人作案。”文晴说。时隔近两年，魏喆对小童产生的“余震”仍未结束。现在小童产生了被围观的羞耻感。“很害怕突然有人加我，给我发照片。”她开始回避社交，不敢出门，手机习惯开勿扰模式，甚至一度关闭了所有添加微信的方式。当时她必须靠安神的药物才能睡着，她开始轻微酗酒，头上长出大量白发。小童忍不住自责，可理智又告诉她：这不是自己的错。对于要不要“站出来”，不少当事人似乎都经历着周围各种声音的拉扯。杜雨想曝光陈某时，害怕对被偷拍的女友们造成二次伤害，于是逐一询问。“她们都非常支持我，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曝光他的决心。”但是，她的曝光短视频发出后，杜雨母亲却有些责怪女儿：“为什么你不愿意放过他？他已经和你分手那么久了，也有新的恋情了。”杜雨没想到，平时一贯支持女性自强的母亲，也会选择“姑息”。小童看到杜雨的视频后，在线找杜雨彻夜长谈。她向杜雨回忆，两次报警，魏喆受到的全部惩罚仅是15天行政拘留。小童哽咽道：“我其实没有真正走出来过。”杜雨的回复让她释然不少：“这不是你需要过去的坎儿，我们的身体并没有错，你经历过那种恶意凝视，就像浴火重生一样，更应该生活得更好。”那次聊天后不久，小童找到了律师，决定以侮辱名誉和传播淫秽物品罪对魏喆分别提起民事和刑事诉讼。（应受访者要求，文内偷拍事件当事人与志愿者均为化名）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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