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县记忆 | 已有《荣县新闻》报、一斤铁320元？80多年前的荣县社会经济是这样的....

昨天 14:19 甜西瓜自贡在线

近期，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荣县旅行指南》被公开。经荣县文保中心专家精心辨识，悉心梳理，这份史料被整理出来。

▲《荣县旅行指南》扫描版（据@荣县文物保护中心）《荣县旅行指南》不仅介绍了荣县的风景、名胜古迹、风俗文化，还包括荣县历史、文化、名士、地理、特产、人口、交通、邮电等，与其说是一份旅行攻略，不如说是了解民国时期荣县的百科文档。（文末“阅读原文”查看详情）01{

荣县旅行指南·解读

}

摘要：本文通过对一份新发现的民国时期《荣县旅行指南》进行系统性考据，结合地方志、区划地图等新史料，试图解读民国中后期荣县的社会历史面貌。这份材料并非简单的旅行手册，而是一部具有高度实录性质的“地方社会志”，其内部信息存在珍贵的动态演变痕迹。研究发现，该材料所载区划信息与同期其他官方记载存在显著矛盾，揭示了民国基层治理的复杂性与过渡性。本文将材料置于辛亥革命“首义之县”、自贡盐业经济圈、抗战大后方等多重历史背景下，深入剖析其在经济、文化、社会治理及人口结构等维度提供的独特价值，旨在为四川地方史研究提供一个基于微观史料的考察样本。

一、引言：一份待解的“孤本”及其时代密码

在中国近代史的宏大叙事中，川南地区常以“保路运动”的**与抗战大后方的工业支柱而闻名。然而，关于这一区域内部具体而微的社会肌理与日常生活，传世的系统性记载相对稀少。近期，一份标注为《荣县旅行指南》的民国档案浮出水面，为我们叩开了一扇观察民国中后期（推测为1940年代）川南县域社会的宝贵窗口。

这份指南体例严谨，内容包罗万象，从政区地理、交通物产到文教治安、乡贤名流，堪称一部浓缩的“地方百科全书”。尤为重要的是，其内容详实具体，如精确到“6110甲”的保甲数据与每市斤320元的铁价，显示出强烈的实录色彩，而非泛泛的宣传品。对其进行深度考据，不仅有助于补正荣县地方史志的细节，更能透视民国时期国家权力如何下沉至基层社会、传统与现代要素如何交织碰撞等一系列关键历史议题。

二、地理沿革与政区谜团：从“十五区”到“四区”的演变轨迹

1. 历史维度的“古荣州”

汉初，荣县为南安腹地，属蜀郡。武帝置犍为郡，南安始属于犍为。东汉蜀汉立江阳郡，荣东镜属之，晋因之。晋文帝义熙十年，分立冶官，荣西境为冶官地。宋为冶官地，齐为冶官地。齐永元三年，荣侨置南安郡梁南安郡、冶官如故。后周废南安郡，置公井镇，隋开皇十年置大牢镇，十三年改镇为县，属资阳郡。大业中，为大牢、咨官、和义三县地。唐为荣州，高祖时治公井，州置都督府，领三县；太宗时仍置公井，属剑南道，领县七；六年，徙大牢，领县八；贞观八年，改领县六；高宗时徙治旭川，领六县；中宗时省云州及罗水、云川、湖连三县入大牢；元宗时改荣州为和义郡改大牢为应灵；肃宗时复为荣州，隶剑南东道；代宗时，隶西川节度使；又三年，改节度使为观察使，仍隶西川；宪宗时，割隶东川。五代如故，宋如唐制，又二年，废和义入威远，领县五；太宗时，隶东川路；英宗时，改旭川为荣德；神宗时，省公并县为镇，领县四；元丰时，隶剑南东川节度使；徽宗时，置潼川府；孝宗时，隶泸州安抚使；光宗时，升荣州为绍熙府。元初州县俱废，顺宗时为绍熙府军民宣抚司；元未复立荣州；明玉珍时仍荣州。洪武九年降为县，清如明制。

指南开篇的历史沿革，勾勒出荣县自汉至清的清晰脉络。这与后世方志的记载基本吻合：荣县秦属蜀郡南安县，隋置大牢县，唐为荣州州治，宋改荣德县，明洪武九年（1376年）降州为县，始称荣县。值得注意的是，指南提及“宋光宗赵惇曾封荣州刺史”，而历史记载，光宗赵惇在继位前确以“荣王”身份出镇地方，使其在宋代具有特殊的“潜藩”地位。这一高光历史，或许沉淀为民国时期荣县人地方认同感的重要来源。

2. 民国区划的“过渡”与“矛盾”

材料明确记载当时荣县为“四川省政府第二行政督察区”管辖，此即“四川省第二行政督察区（治资中）”，符合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后的行政设置。然而，在具体行政区划上，这份指南却揭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谜团。

指南正文第十一条称“五区，现改为四区”。这一简单的“现改为”，暗示了当时正处于一次区划调整之中。而近年新发现的民国九年（1920年）《荣县乡土志稿附属全图》则显示，彼时荣县实行的是“十五区六十二保”的精细划分。对比之下，从“十五区”到“五区”再“改为四区”，清晰地呈现了民国基层政区不断合并、简化的演变趋势。这一变化极可能与民国后期推行“新县制”，旨在精简行政层级、强化县权直接管辖的政策有关。

《荣县乡土志稿》中手绘的“荣县十五区界域全图”（四川方志）

曹龙乾/绘图（四川方志）

辖15区，荣县百年前的16幅手绘地图再现身

然而，矛盾在于，1993年编纂的《荣县志》仅记载了清末的“十区七十二保”和民国十二年（1923年）的“十区一百团”，对“十五区”的划分只字未提。这就使得《旅行指南》所载的“四区”划分，与《乡土志图》的“十五区”、《荣县志》的“十区”，形成了三条并行的、难以完全衔接的记载线索。这或许并非讹误，而恰恰是民国时期政令频繁更迭、地方档案散佚或多种划分体系（如地理分区与行政分区）并存的真实写照。

表：民国时期荣县区划记载对比

史料来源	推测年代	区划记载	备注
《荣县乡土志稿附属全图》	1920年（内容或更早）	十五区，下辖62保	新发现史料，以地图形式呈现，权威性高。
1993版《荣县志》记载	1923年	十区，下辖100团	传统官方记载
本《荣县旅行指南》	约1940年代	原为五区，现改为四区，下辖54乡镇、548保	呈现动态调整过程，具实时性。

3. 盐业经济驱动下的特殊空间

指南虽未详述，但政区演变背后是深刻的经济地理逻辑。荣县东境的贡井地区，自明清以来便是与富顺自流井齐名的盐业中心，两地合称“富义厂”，是“盐都”自贡的雏形。1939年，国民政府为统筹盐业生产以支援抗战，划出富顺、荣县各一部分产盐区，合并设立自贡市。这次重大的行政区划调整，必然对荣县原有的经济格局和区划版图（尤其是原“东三区”贡井）造成直接冲击。指南中可能已经反映或隐含了这次割离后的县域经济重整。

三、社会民生百态：一个川南大县的内窥镜

1. 人口结构与治理网络

指南记载全县有93984户，共计532511人，男女比例基本均衡。这一庞大人口依托一张由“54乡镇、548保、6110甲”构成的严密保甲网络进行管理。保甲制度是国民政府基层治理的基础，如此详细的数字，直观反映了国家权力试图穿透并组织化基层社会的努力。同时，全县部署有保安团、警察局及多个派出所，显示出对社会治安的高度重视。

2. 文教、传媒与公共服务图谱

在社会事业方面，指南展示了一个文化水准较高、现代公共服务初步建立的县域社会：

教育：拥有县立中学、女中、师范各1所；私立中学达7所，中心小学54所，国民学校393所；私立小学高级4所、初级4所；县立幼稚园1所。如此密集的教育网络，印证了指南“文化水准较高”的描述，也延续了陆游笔下“千里郁为诗书乡”的文脉。

传媒与商业：发行《荣县新闻》（三日刊），拥有4家书局、1所邮电代办所和1所长途电话代办处。这表明信息传播和商业文化已有一定发展。

医疗与金融：有教会主办的同济医院，设有省银行办事处、县银行、农民银行及福华钱庄，现代医疗与金融体系开始嵌入传统社会。

3. 经济产业与物价水平

指南将“煤、铁”列为特产，并给出了年产煤4.4亿公斤、铁35万公斤的庞大产量。作为工业化的基础原料，这揭示了荣县在抗战大后方工业体系中扮演的物资供应角色。更珍贵的是，它记录了实时的物价：煤每公斤20元，铁每市斤320元。结合同时期的《荣县物价志》等资料，可为研究抗战后期及国共内战时期的通货膨胀、区域经济提供精准的数据锚点。

四、文化精神地标与地方精英

1. 名胜古迹与地方认同

指南以显著篇幅列举了“三荣”（荣德、荣梨、荣隐）山、大佛崖、双溪书阁等风景名胜。其中，荣县大佛作为唐代始凿的蜀中第二大佛，不仅是信仰中心，更是千年来的文化地标。指南提到的“双溪书阁”及其正在改建为“忠烈祠”和“国殇墓园”的记载，尤为关键。它表明，在抗战的背景下，传统士大夫的读书胜地（北宋王庠、王序曾在此师从苏东坡）被赋予了新的国家纪念功能，成为凝聚抗战精神、重塑地方记忆的空间。

2. 乡贤名流的权力结构

指南分列“历代乡贤”与“著名乡绅”两部分，构成了一幅清晰的地方精英谱系。

历史荣耀：从汉代的费诗，到宋代的王庠、王序，明代的“靖难”忠臣胡子昭，这条谱系构建了荣县深厚的历史文脉与忠义传统。

当代权势：名单中的“著名乡绅”极具研究价值。它几乎囊括了当时荣县所有权力板块的代表：赵熙（晚清进士、士林领袖），吴玉章（中共元老、本土革命象征），刘鸿、尹亮易（县参议会正副议长），梁纯（县党部书记长），谷醒华（教育家），徐思平（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等。这份名单揭示了民国后期地方权力结构的复杂性：传统士绅、新式知识分子、国民党党务官僚、军方代表、乃至隐蔽的共产党员（吴玉章），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元、博弈的“精英共同体”，主导着地方事务。

五、结论：档案价值重估与历史回响

综上所述，这份《荣县旅行指南》的价值远超其名。它是一部研究民国县域社会的“活化石”，其核心价值在于：

1. 信息的动态性与矛盾性：它所呈现的“现改为四区”、物价、机构设置等，都是特定时间点的“快照”，具有高度的实时性。其与其它史志的矛盾之处，非但不是缺陷，反而是探究历史复杂性与档案生成过程的最佳切入点。

2. 立体化的社会剖面：它有机结合了地理、政治、经济、人口、文化、精英等多个维度，使我们得以超越单一视角，看到一个处在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战争与建设等多重张力下，充满活力的川南县域社会的完整剖面。

3. 与重大历史的连接点：它直接或间接地勾连着“辛亥革命首义”（吴玉章领导，指南中荣县军政府旧址即为见证）、“自贡建市”、“抗战大后方建设”等宏观历史进程，是理解大历史如何在地方面貌上留下烙印的绝佳个案。

回望历史，指南中描绘的那个有电灯、有报纸、有公路和银行的荣县，正步履蹒跚地迈向近代化。而它所记录的保甲、物价、区划变迁与精英名单，今天已成为我们解读那个动荡、复杂而又充满变革的时代最真切的密码。这份尘封的指南，最终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提醒我们历史的细节永远比概念更丰富，地方的叙事永远是国史不可或缺的篇章。

02{